不能以为全世界国家都可以效仿美国搞量化宽松

我个人并不赞同简单地说“货币数量论”过时的这种看法。从学理上讲，如果无所顾忌而不对货币数量加以某种调节控制，相关政策的存在就没有了意义。不能因为美国无底线的量化宽松，就以为全世界都可通行无底线量化宽松政策，而且美国的这种情况更不是中国可以仿效的做法，在我们这里没有相关的、扎实的依据。美国有所谓全球硬通货的霸权，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的情况相比——为什么只把它叫做“金元帝国”呢？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是在二战以后，首先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在原承诺的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力不从心、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宣布取消美元兑换黄金的固定牌价而自由浮动。但是世界上的货币已不可能退回到贵金属本位制，全球实际生活中最可接受的硬通货仍首选美元。美国又能维持把美元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石油的结算货币而形成全球市场上影响最大的主导币种。实际上，美元是依靠美国仍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特别是有最根本意义的军事和金融发达实力，得以延续着其头号硬通货地位。这是任何其它的经济体都无法相比的。在特殊情况下，美国又会在非常时期行非常之策，包括过去没有明确宣布过、但现在已有明确表述的无底线的货币宽松。其他的经济体与之简单攀比，就属于东施效颦了。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概念过去一直就有，并不新鲜，关键是货币化的机制怎么理解？是无所顾忌的，还是合理因而合意的？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激励兼容”，如何掌握好激励兼容原则的赤字货币化，里面就有很多讲究了。

以透支的方式来弥补赤字是一种“连裆裤”思维

如以国债筹集的一部分资金填补赤字，而央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放出基础货币，就是一种货币化，即赤字的货币化弥补。这一点吴晓灵阐述得比较明白，她的论述中正面的主张比较隐晦，但明眼人却一望而知其要点，是关键在于安全合理区间内的量度怎么掌握和机制怎么优化。我个人认同吴晓灵的思路。

关于机制的优化，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实践中的一个先例。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财政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允许财政在发生赤字的情况下，向人民银行透支，即央行允许以透支的方式来弥补赤字。

这样做透支是一种“连裆裤”思维，央行把钱直接给财政，形式上什么也得不到，反正都是一个国家的钱。后来发现财政、银行“穿连裆裤”，并不是一个好的约束机制，就在形式上改为借款，财政可以向央行借款来弥补赤字，那么借款就得还，看起来这就形成了约束——借款借得合算不合算，还得有经济综合效益的考量，当然也是绩效的约束。

再后来发现“借款”的形式也会引发问题，因为如放开让财政借款，在借款长期不还、没有还款预期的情况下，“借款”和透支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以后财政弥补赤字，除了可动用的结余外，就得靠在市场上发行公债，不再以原来透支、借款方式直接形成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这个约束就比较有制度进步的意义了。

个人正面建议最好不发现金

有些人会联想到既然可以肆无忌惮地、无约束地让央行购买财政公债来弥补赤字，财政就拿这些钱再“撒”给老百姓，不是皆大欢喜？但是，前面已经说过并非可以无数量约束，这里则要说可分配的钱在中国不应考虑平均每人一份儿的“推平头式”的办法，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政策。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公共金库非常紧张，财政过紧日子的特征非常突出，而中国老百姓收入两极分化，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还没有形成很好的解决机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非常高——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我们的基尼系数高于很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把纳税人宝贵的血汗钱用直升飞机撒钱的方式“推平头”分发出去，同样的数额马云一份，低保人员也是一份？

“每人一份”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设计，政策含义违背优化分配和再分配的基本原则。所以如果要发现金，至少得区分低中收入阶层和中等以上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以上就不用发现金了。至于怎么认定低中高收入阶层，就会产生管理成本的问题，仅向低端发现金，也可能会发生现金使用不当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正面的建议是最好不发现金。对低中收入阶层，可以借鉴美国发配给券（也可以把它称为优惠消费券）的做法。发这种优惠券跟商家自身的促销不一样，这全是政府的扶助，即政府出钱给了低收入阶层，他们可以此为凭证去超市里买基本的食品，满足维持生活的需要。这些是更合理的方式，也有国际经验可供借鉴，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一种可选的方式，至少具有比发放现金更可选的价值。

央行与财政的实质性负担是调控责任的履行

央行承担的是宏观调控之责，所谓货币化也是调控中产生的效应，央行和财政一样都是要努力做好对宏观调控的管理。要说负担，两家的负担其实还都不是“钱”的问题，实质性负担是调控责任履行得好不好的问题。如果以适当方式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两大政策协调的机制与水平就应力求高一些。

要非常好地掌握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机制和方案设计，要坚持基本的制度建设取向，服务全局，有约束、讲综合效益。在优化机制、讲求效益的大前提之下，自然就不会产生“直升机撒钱”等问题。

非常之时有非常之策，要打一套组合拳，要有全球化背景下尽可能高水平的“一揽子”设计。

总体来说，发行特别国债有增加流动性、扩张总量的特征，特别国债就是给市场增加流动性的一个非常规的机制，所以在当前的非常之时，于政策调控框架之下，要积极运用。但特别关键的要领，是它一定要有尽可能高水平的结构特征，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在机制上应可以很好结合。依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战略思维，在这一事项上必然要求把短期的救济、纾困（这方面会侧重于消费），和中长期的以结构优化支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这方面应侧重于“有效投资”）合为一体。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绿色大产业大数据数服务平台无关，文章内容仅供参考。凡注明“来源：绿色产业大数据服务平台”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绿色产业大数据服务平台，转载时请署名来源。 本网转载自合作媒体或其它网站的信息，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