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在“十四五”时期的结构性改革暨《读懂“十四五”》专家研讨会上，“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就碳中和目标推动下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发表了看法。
刘世锦表示，“3060”目标提出后，整个绿色发展的格局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它带来了引领技术、产业、发展方式重大变革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发展要走低碳排放、较高增长的道路，需要变道超车。目前阻碍绿色转型的基础性问题是缺少有效的绿色核算体系，需要建立基于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全口径收益成本核算体系。同时，必须建立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相配套的微观基础，这个微观基础应是绿色责任账户，通过建立绿色责任账户和开展交易，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要走低碳排放、较高增长的发展道路
刘世锦认为，实现“3060”目标面临着两个基本的约束条件，一方面人均碳排放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大了，另一方面我国目标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需要经济发展和快速增长。他将这个过程形容为“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讲，工业化高峰期之后，进入服务业发展为主的阶段，碳排放速度会减少，形成碳达峰。资本主义国家大部分走的是高碳排放、高增长的发展道路，但这个道路中国已经不能走了，与此同时中国也不能走低碳排放低增长的道路，而是必须开辟出第三条路，低碳排放、零碳排放较高增长的道路。”
刘世锦表示，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在人均GDP是1万美元的阶段设立碳中和目标，并要在巨大减排压力下保持较高增速、不放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还未曾有过先例。
“全球范围看，除了发达国家以外，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挑战和机遇。人类在碳中和约束下能否实现经济增长？这其中的挑战和机遇均前所未有。”刘世锦表示，碳达峰、碳中和有可能推动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在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生活方式、发展方式、发展理念等领域最重要的伟大变革。
“尽管可选空间很窄，而且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重大创新和其他竞争优势往往出现在换道之际。”刘世锦表示，在原有的赛道上要追上先行者难度很大，但是在换新的赛道后，我们和其他国家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如果利用好成本和需求优势，加上已有的技术积累，中国企业将有很多机会，就有可能领先。
绿色转型需建立绿色核算体系
刘世锦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两个主要区别，一个是较快经济增长，中增速可能保持十年或更长时间，另一个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
刘世锦认为，应利用局部外部性和同源性，推进经济增长、生态修复、污染防治、碳减排协同推进，改进激励机制。以积极性高的事情带动积极性低的事情，污染防治减少“碳源”，生态修复增加“碳汇”。此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基于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全口径收益成本核算体系。
“传统工业化增长方式的顽强性、绿色发展方式的竞争力不足，与算账方式的问题直接相关，（要考虑）如何把外部化的绿色收益和传统工业化增长方式的排放成本内部化。”刘世锦称。
刘世锦表示，阻碍绿色转型的基础性问题是缺少有效的绿色核算体系，传统发展的外部性成本和绿色发展方式的收益无法准确度量。绿色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石，如果走减碳与增长双赢的绿色发展路径，较传统发展路径更为艰难，其中一个关键性挑战就是绿色核算。
他认为，目前已有的核算方式存在深层问题，缺少统一的量纲，价格非市场决定。应按照“GDP+绿色收益”来计算全口径收益，按照“传统生产成本+排放（碳和其他污染物）成本+生态修复成本”计算全口径成本。
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是绿色责任账户
“从全球范围看，绿色发展仍然是挂在空中的美丽风筝，欧美国家推动发展碳排放市场，但基本上基于自愿减排，中国也是如此。为什么碳交易市场发展不及预期？缺少微观基础。”刘世锦称，建立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是建立绿色责任账户。
他指出，中国现阶段减排的驱动力量是政策推动和道德感召，绿色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公益和慈善活动，可持续发展缺少可持续机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主要采取由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的办法。
“这样做的优点是短期内看起来行动较快，但可能的问题是指标分配未必合理公平、激励不足、搭便车问题、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尤其需要防止的是减碳被滥用，成为行政性不当干预的另一个借口，严重时可能影响到生产生活正常运行。”刘世锦称。
“在绿色转型前期，行政性办法和局部市场尚可应付，进入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绿色转型期后，必须建立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相配套的微观基础。宏观上，则要形成与全口径收益成本核算方法相适应的激励机制，驱动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
刘世锦表示，市场机制起作用的微观体系应是绿色核算+绿色责任账户+市场交易。建立绿色责任账户就可以界定产权和责任，从而让市场交易顺利进行。建立绿色责任账户要以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为原则。它的基本构成要素应有GDP、生态元、碳排放、其他污染物排放等。通过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形成能够全面反映经济活动全口径收益和成本的绿色责任账户。
刘世锦建议，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区等）、企业和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应与投入产出表的收入法相对应，以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
“我们一直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个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干净，我想绿色发展和减排应该贯穿这样的基本原则。”刘世锦表示。
他建议，绿色责任账户可以在进一步研究设计的基础上开展试点工作：“可以选择一个条件适合的城市或其中的一个区，引入区块链等相关技术，建立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设立交易机制，开展碳或者生态元等交易，起步时可用模拟账户和交易，然后创造条件进入实际运转。”
刘世锦还表示，通过建立绿色责任账户和开展交易，使各相关主体明确减排责任，并在一定时期内平衡账户。国家层面的碳中和的目标则需要通过各相关主体减排责任分解落地，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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